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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代表意义的兵书，主要有《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和《司马法》五部。由于本书对兵书只能作最概况的论述，在前几节中已经谈及了《吴子》和《孙膑兵法》，所以这里仅对《尉缭子》、《六韬》和《司马法》中的最主要观点和较前有所发展的方面，作简单的介绍。（一）尉缭子《尉缭子》的作者尉缭是魏国惠王时人，大致和孙膑生活在同一时代，所以《尉缭子》和《孙膑兵法》的战争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由于齐、魏两国的具体情况和传统不尽相同，所以两书的战争理论又各有特点。还由于《尉缭子》是一部为国君提供国家战争和建军方略的兵书，不是为一般将帅提供作战指导的兵书，所以它在军事战略与战术方面的论述较少。如果将它和《孙膑兵法》的内容互为补充，则完全可以代表战国中期的战争理论水平。《尉缭子》的战争观，继承了《吴子》的思想并有所发展。在战争性质的认识上，比《吴子》的五种战争类型的区分更为深化，明确地认识到有正义与非正义的两种性质的战争。它认为“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是正义的，而那些“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行为，“皆盗也”，是非正义的战争。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还主张在占领别国领土后，实行符合正义战争的政策：“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安）其业，救其弊”，使“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只有这样才能“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而“威加于天下”，即达到统一天下的政治目的。这比《孙子兵法》的“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掠于饶野”的“胜敌而益强”的主张，显然大有不同，反映了争霸统一战争的历史发展。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尉缭子》虽然仍认为战争难以避免，甚至积极宣传正义战争，但也认为“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反对感情用事，认为只有在确有胜利把握时才能发动战争，说“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它还认识到因战争的发展，不再可能一天、一战决定胜负，强调做长期作战的准备，说“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尉缭子》在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上有突出的发展，它用形象化的比喻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指政治，武指军事，可见它把政治看作根本，将战争看作是为政治服务的手段。作为战争理论，已远远超过了它之前的任何一部兵书了。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上，提倡耕战，但特别是还强调发展商业，认为“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在各国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当时，《尉缭子》能提出这样的主张，说明比稍前于他的商鞅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步。这与魏国地处中原腹心、列强环峙、无法扩大统治地区的处境有关。在战争与人的关系上，《尉缭子》继承了《孙子兵法》的无神论思想，强调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主张面对现实，诸事求已，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亦不可待，求己者也”。这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它也重视内部团结与士气高昂的积极作用，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说“战在于治气”等。《尉缭子》的国家战略思想，建立在它的战争观基础上，吸取了管仲、孙武、吴起的思想精神，认为先求国富兵强，内部团结，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再做到下述五点，就可以在战前预见到胜利的结局，即：在准确判断情况、确实掌握战争规律的前提下制定符合实际的战略决策，选用堪当重任的将帅，建立一支有高度机动能力的军队，在各战略要点修建坚强的防御工事及设施，在临战时实施正确的部署与指挥。在取得胜利的手段上，《尉缭子》认为有“道胜”、“威胜”、“力胜”三种方法：“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有形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道胜与威胜，与《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异曲同工。《尉缭子》认为能熟悉并善于综合运用这三种手段，就掌握了制胜之道。《尉缭子》的作战指导思想作为理论，基本没有超出前人的成就。它强调先机制敌，快速进攻，主张力争战争主动权，灵活运用战术和要求指挥统一等，提法虽不相同，实质与《孙子兵法》、《吴子》无异。但有一点前进了一步，即它虽然也倾向于进攻战略，但已认识到防御的重要意义，书中不少地方论及了防守。它还摄取了墨家学派有关城池攻守战的思想，写了专论防守城池的一篇《守权》。它还认识到了设置机动部队应援对防守城池的重要意义，说“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并强调援军与守军的协同、配合，要求“中外相应”。这比《墨子》的城守理论又稍进一步。《尉缭子》的军队建设思想，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强调制定各种法令制度。认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还认为“非民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书中有大量篇幅记述军队编制、战斗编组、指挥信号、赏罚条例、战场纪律以及各级军官奖惩权限等，对后世的军队建设，有一定影响。二是主张严刑峻法。认为“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这主要是吸取了商鞅“重刑而连其罪”的法家学派思想和做法。它要求军中实行连保制，“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有“干令犯禁者”，同单位的人若“揭之”，则免于罪；如“知而弗揭”，则“皆与同罪”。对于战败投敌和临阵脱逃的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