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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在南京军内部的威望毋庸置疑是非常高的，实际上，蒋纬国的威望不只是表现在南京军里，也表现在中央军里，乃至在整个中**队里，其中自然以南京军最甚，可以用“极高”二字来形容。南京军的四十万官兵，几乎人人都拥护蒋纬国，高层将领、高级军官都对蒋纬国怀有深深的敬意，中基层官兵更是对蒋纬国充满了极度的尊重、仰慕、爱戴，甚至是堪称狂热的崇拜。造成这种对蒋纬国“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蒋纬国是“军事天才”“战争英雄”“国民偶像”。
蒋纬国的优点实在太多了，只要是看报纸、听广播、关心国家大事的中国人，都知道“有蒋纬国在，**就肯定打大胜仗”，平津战役、上海战役、徐州会战、南京会战，都打赢了，特别是南京会战，日军死亡二十余万，如此彪炳史册、震惊中外的辉煌战绩，就是靠蒋纬国打出来的，蒋纬国在战场上的战绩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铁证如山的（并且还被国民政府宣传机构注了很大水分进行吹嘘），不得不让他成为此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在客观上需要的“军事天才”和“战争英雄”，成为苦难中的中**民心里的一面旗帜、一个偶像；蒋纬国可以带领**打胜仗，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并且，南京军官兵们都知道，蒋纬国在最险恶的关头，从来没有害怕过、退缩过、逃避过，而是以“蒋二公子”的万金之躯坚定不移地跟他们站在一起，共同坚守在最前线，哪怕南京城被日军团团重围，蒋纬国也没有跑掉，没有抛弃他们，这一点，不得不让广大南京军官兵深深地为之感动；不止如此，蒋纬国对部下和同僚向来是关爱有加，跟着他，军饷和津贴绝不会被克扣，只会翻倍，抚恤金和奖金也大大丰厚，用“恩重如山”来形容确实略显夸张，但蒋纬国对部下和同僚恩泽仁厚是所有人都承认的。战场上，蒋纬国不但勇敢地跟部下和同僚并肩作战，以身作则，甚至还身先士卒，有好几次，蒋纬国都亲自率队冲锋（蒋纬国当然不希望自己光荣殉国，那几次也都是被逼的），另外，蒋纬国还在物质上给部下和同僚提供了最好的待遇，武器，蒋纬国会弄来最精良的，弹药，蒋纬国会弄来最充足的，蒋纬国可不是光靠思想教育和空喊口号让南京军去拼命杀敌，而是竭力地让南京军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去浴血奋战，除了武器和弹药，蒋纬国还尽最大努力地让南京军官兵们在生活、精神、医疗等各方面上都得到最好，南京军官兵们都记得，在南京战役期间，蒋纬国挨着全国文人墨客、贤达士绅、社会名流的臭骂，给他们弄来很多烟花女子，让他们能解决某种难以启齿但确实是不可或缺的需求，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无数南京军官兵感激涕零了，他们从蒋纬国如此人性的做法里深深地感受到，蒋纬国是真心地对他们好，真心地关爱他们，不得不让他们对蒋纬国忠心得肝脑涂地、以命报效。
除了以上这些，蒋纬国还有很多令人心悦诚服、五体投地的优点，他清廉如水，从来不损公肥私、贪污受贿；他勤俭朴素，从来不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他心地善良，从来不仗势欺人、作威作福；他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终日为国家国民呕心沥血，从来不搜刮民脂民膏；...等等等，太多了，当然了，蒋纬国也有缺点，就是生活作风不检点，女朋友有四个，只不过，这个“缺点”在此时大多数中国人心里也谈不上是什么缺点，蒋纬国受姑娘欢迎本就是天经地义的，毕竟蒋纬国很年轻，长得又很帅，并且，他还是蒋介石委员长的儿子，蒋介石此时在大多数中国人心里的威望还是很高的，蒋纬国也沾了蒋介石的光，同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总体而言，蒋纬国是中国一等一的官二代，但他却具有如此众多的优点，使得他头上被套了一圈又一圈的刺眼光环，加上国民政府宣传机构的推波助澜，导致蒋纬国在眼下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偶像”。南京军是蒋纬国创建的，毋庸置疑，南京军上下都对蒋纬国死心塌地，毫不夸张地说，南京军对蒋纬国的崇拜绝不亚于日军对裕仁天皇的崇拜，都一样的极度狂热。
可以想象，眼下得知蒋纬国遭到日本人的刺杀，南京军上下是何等的震惊、何等的愤慨、何等的怨恨，全军犹如爆炸般的愤恨。
“二公子怎么样了？他到底有没有事啊？”问这个问题的南京军官兵都因为悲伤、担忧、焦虑而眼圈发红、眼中流泪。
“妈的！小日本居然敢刺杀二公子！”
“报仇！一定要为二公子报仇！杀光日本人！”
南京军的几十万官兵无不怒发冲冠、咬牙切齿，对日本人更是愈发恨之入骨、深恶痛绝，群情激奋的吼叫声响彻鲁晋二省。
2月日，武汉军委会正式对外公开发布消息:蒋纬国在青岛视察当地建设时遭日本特工人员刺杀，身中三弹并被手榴弹爆炸碎片击中躯体二十多处，伤势严重，正在紧急抢救，目前尚未脱离危险期。
按道理，蒋纬国这种“大人物”遇袭以及他的健康状况都应该是“国家机密”，不可以轻易对外公布的，但武汉方面一反常态，非常坦然地承认蒋纬国遭到刺杀，并且指名道姓地确定行凶的就是日本特工，很明显，这是有着深层含义的。主持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的陈诚在“怀着痛苦无比的心情”公布完这个消息后，又愤慨无比地道:“中日已经议和停战，按道理，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告一段落了，虽然中日之间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但是，从国际准则和法理上讲，中日两国已经是和平相处的国家，但日本情报部门却悍然派人刺杀我国领袖次子，此举毫无疑问是日本当局对我国**裸的挑衅，严重破坏了中日之间的和平！有鉴于事态恶劣程度之巨大，我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和最严正的谴责，并且，我方保留一切反击日方的权力！”陈诚最后一句话堪称掷地有声，并且震惊全场。因为现场所有人都明白，“我方保留一切反击日方的权力”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中国不排除因此再与日本开战”。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话，由此可以推测出:中**队很有可能因此而反击日军。
一时间，石破天惊，举世大哗。各大列强纷纷把各不相同的目光再度投向中日。众列强当然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蒋纬国遭到日本人的刺杀，绝不是小事，蒋纬国是蒋介石小儿子，他出事，本来就是大事，更何况蒋纬国还是中**队“新一代的领袖人物”，这就导致此事的重大性用什么词语形容都不为过。众列强一方面密切而紧张地关注着中国，一方面也同样密切而紧张地关注着日本。日本方面的态度十分吊诡，既没有反驳中国的指责，也没有承认，而是采取了沉默对策。外界因此而得出一个结论:这件事是铁证如山的，哪怕日本人最擅长耍赖，这次也不得不默认了。对此，各方基本上都不太感到怀疑，因为蒋纬国在中日战争里实在是出尽风头，俨然已经成为中**队的“胜利象征”，并且蒋纬国在战争期间指挥他的南京军杀死杀伤大量的日军，甚至有一种说法，“日本无法打败中国就是因为蒋纬国的存在”。日本人想要蒋纬国的命，根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跟中日走得最近的德国随即也发表了公开声明，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如此“破坏中日和平”的行为。对此，日本政府仍然是一声不吭，没有辩解。
顿时，东亚局势乃至世界局势都风起云涌，战争阴云重新笼罩住中日两国。
第二军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五军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副司令长官于学忠在2月2日接到前去武汉开会的命令。四位将军急忙乘坐飞机，飞赴武汉参加会议。
武汉的最高军事会议上，“身体刚刚痊愈康复”的蒋介石罕见地露出了十分激动的情绪，宣布“日本人的卑劣挑衅是无法容忍和接受的”“必须要做出最强硬的并且果断的反击措施”，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对此，参会的众高层将领都感到很难以置信，虽然众人理解蒋介石的“情绪失控”，毕竟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心头肉，致使众人不敢相信的是，一贯对日容忍的蒋介石竟然会表现出如此强硬的对日态度，简直就是破天荒，不得不让众人大为诧异。毕竟蒋纬国再怎么重要，也不应该让蒋介石如此“冲动”，居然打算跟日本人重新开战以为蒋纬国报仇，这根本就是匪夷所思的事。蒋介石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蒋介石如此“失去理智”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批高层在惊诧之余，苦口婆心地劝蒋介石“以国家大局为重”，并且反复地分析“此时就对日本展开反击战争”是多么多么的危险、多么多么的不利，具有何等何等的隐患等等，还有，开战容易，如何停战呢？要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另外，日军也绝非土鸡瓦狗，万一**的反击落得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结局，也就是没有收复国土，反而遭到日军反击，从而丢失大片国土，怎么办？事情极容易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又该如何收场？实际上，不只是向来都是“亲日派”的何应钦等人，不少原本属于“反日派”“主战派”的高层也都反对或不赞成立即就对日本展开反击战争。现场高层的意见堪称“一边倒”，足足超过三分之二的高层都反对或不赞成立即就对日本展开反击战争。
蒋介石表现得再次大出众人意外，思考问题素来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他居然铁了心地打算跟日本人好好地算账。身为党国最高领袖，蒋介石在会议上非常充分地运用了他作为“独裁者”的权力，乾纲独断、拒听谏言，态度坚定至极地决定了“立即就对日本展开反击战争”。既然要对日本展开反击战争，承担这项重大任务的自然是与日占绥远省和日占河北省接壤的第二军区（山西省）、第五军区（山东省），以及还与日占上海市接壤的第三军区（江浙皖）。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反击任务明显是由第二、第五军区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事关重大的高层会议上少了好几个以前的“老面孔”，比如李宗仁、白崇禧，二人同样接到了来武汉参加高层会议的命令，但二人只是回电“桂军时刻准备迎战侵犯广西的日军”，根本没来武汉，言下之意很明白:桂军不会再像上次战争期间那样慨然出征、为国浴血了。不只是李宗仁和白崇禧，龙云、刘文辉、马家军等地方军阀也纷纷进行推托，不肯再度出兵参战，甚至连在刘湘死后陷入分裂分散状态中的川军各实力派人物同样找借口消极避战。蒋介石在上次战争结束后对劳苦功高的地方军不但不嘉奖，反而卸磨杀驴，此举确实让地方军大为心寒和愤怒，自然而然，新战争爆发在即时，地方军都选择消极罢工。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在他的办公室内单独召见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傅作义、张发奎，目光炯炯地道:“虽说，我们已经跟日本人议和停战了，但我们一直都非常清楚，中日仍然在实质上处于战争时期，所以，我们并没有马放南山，相反，我们的军队一直在积极地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因此，立即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并不是什么仓促之举。此次反击，第二第五战区是承担主要重任的。”他看着傅作义和张发奎，“宜生（傅作义表字）、向华（张发奎表字），你们心中是否已有腹稿？”
傅作义和张发奎虽然感到极大的意外，但并不感到唐突，因为山东山西二省是此时中国的北方屏障，鲁晋二省是前线地带，一旦中日再战，鲁晋二省要么是南京军阻挡日军南下的前沿阵地，要么是南京军挥师北上的前进基地，驻扎在鲁晋的南京军本就是一边抓紧时间地整军经武一边从不松懈地进行着对日重新作战的准备工作，所以傅作义和张发奎面对蒋介石的询问，并没有一问三不知。两人对视一眼，傅作义开口道:“委员长，我军展开反击的话，主要有三条策略，一是从晋北出击，攻打日军盘踞着的绥远省和察哈尔省，二是从鲁北出击，攻打日军盘踞着的河北省，三是从晋北、鲁北同时出兵，两路部队左右插向冀中，吃掉冀南的日军。进行对比的话，第一条策略难度相对最低，绥察二省地势平坦，适合我军装甲部队突击，并且当地日军数量较少，开战的话，可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战果；第二条策略难度相对最大，完全就是跟日军硬碰硬，敌我双方会在冀南冀中打成持久的消耗战；第三条策略最为稳妥，虽然收复失地的进展不是很快，但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为根本目的，同时，我军投入兵力也需最大化，因为要打一场巨大的围歼战。”
蒋介石点点头:“很好。”
张发奎接着道:“委员长，真要反击的话，我建议立即反击，兵贵神速，日本人想不到我们在二公子遇刺短短几天后就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起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效果。如果慢慢地进行准备，日本人必会觉察到我方动态并针锋相对。依我之见，第二第五军区就以现有部队即刻投入作战，后续的兵员、军械、物资可以一边打一边进行输送补充。”
“对，对！”蒋介石再次点头，然后问道，“第二第五军区的部队，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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