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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母亲15岁，16岁时就怀上了我。他们给我取名叫“埃德森”，为的是纪念托马斯·爱迪生，因为在我出生的1940年，电灯刚刚出现在我们的小镇上。父母对其深为震撼，就决定以他的名字给我取名，以此来向他表示敬意。结果却是，他们漏掉了名字中的一个字母；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的。
父亲认真对待服兵役这件事，但他真正热爱的是足球。他身高约1.83米，身材比一般巴西人都要强壮，在他那个年代尤其如此，并且，他的球技非常好。他高高跃起，头球得分的能力很强，曾经在一场比赛中攻入5个头球。到现在为止，这仍是一项全国纪录。多年之后人们会夸张地说——贝利在巴西唯一没有打破的纪录就是他父亲保持的！
这不是巧合。我相信，父亲本能成为巴西足球史上的伟人之一，但他没有得到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名叫“trêscoracoes”（特雷斯科拉松伊斯）——意为“三颗心脏”的小镇参加半职业联赛。说实话，他们的境况很不好，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精英俱乐部的薪水还算不错，其他大部分俱乐部都穷得叮当响。所以，足球运动员总背着一种耻辱，就像舞蹈家、艺术家等职业——其从业者追逐的是热情，而非金钱回报。我们家在不同的城镇间漂泊，父亲在哪里踢球，我们就搬到哪里。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全家住在一个旅馆里——那种与豪华毫不沾边的旅馆，后来我们常常将其当成笑料，说那是个供球员和差旅商人、流浪汉落脚的零星级酒店。
1942年，就在我2岁生日之前，似乎所有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父亲迎来了事业的转机，他被米内罗竞技俱乐部——米纳斯吉拉斯州最大、最有钱的俱乐部招入麾下。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份既能踢球又能养活我们全家的工作，甚至能使家庭迈入小康的行列。那时父亲25岁，他的辉煌前程才刚刚开始。但是，就在他的首场比赛中——对阵的是里约的圣克里斯托旺俱乐部，当父亲全速与对方一位名叫奥古斯托的后卫撞在一起时，灾难发生了。
奥古斯托没什么大碍，他康复之后继续踢球。但父亲那时正处在巅峰时期，却灾难性地伤了膝盖——韧带，或许是半月板。我说“或许”，是因为当时没有核磁共振对其进行细致检查；事实上，当时的巴西，连运动医学都没有。我们不知道他伤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我们只知道在伤处敷上冰袋，抬高它，听天由命。不消说，父亲的膝伤再也没有痊愈。
因为无法再度出场比赛，父亲很快就被俱乐部解雇，回到了特雷斯科拉松伊斯的家里。父亲从此就靠打短工挣钱，家里的生计常常难以为继。
即便是在境况最好的时候，家里的生活也很艰难，现在父亲回到了家里，养着膝盖，希望它能痊愈，从而能够再次返回米内罗竞技或者其他赚钱的俱乐部里踢球。我理解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认为这是能给家人像样的生活的最佳途径。但是，因为他不再踢球，家里就几乎没有了收入，而在上世纪40年代的巴西，又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体系。更严峻的是，家里又多了两张吃饭的嘴——我的弟弟雅伊尔、妹妹玛利亚·露西亚又出生了。另外，祖母安博罗西娜、舅舅豪尔赫也搬来与我们同住。
我们兄妹几个都穿着二手衣服，有时候甚至是穿用装麦子的麻袋改成的衣服，也没有钱买鞋。有时候，家里仅有的食物就是面包加上一片香蕉，有时则是舅舅从工作的杂货店里带回家的大米和豆子。而与很多巴西人相比，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因为我们从未挨饿。并且，家里的房子还算宽敞，全家人并未住在贫民窟（用巴西话说，是favela）里。但是房子的屋顶漏水，一下雨就满地是水。全家人始终是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因为大家——包括两个小孩子在内——都不知道下一顿饭从何而来。任何经历过这种贫困的人都有这种体会，这是一种忐忑、一种恐惧，一旦进到你的骨头里，就永远摆脱不掉。说实话，时至今日，我有时候还有这种感觉。
搬到巴鲁之后，家里的境况稍稍有了好转。父亲在卡萨卢西塔尼亚商店找到一份工作，其老板正是巴鲁竞技俱乐部——bac——的老板，而bac是巴鲁两支半职业球队之一。周一到周五，父亲就在商店里干着跑腿打杂的活，煮咖啡、送咖啡、寄信等等。到了周末，他就是bac的明星中锋。
在球场上，父亲展现出了曾经一度让他接近成功的足球才华。他攻入了很多进球，1946年他带领bac得到了圣保罗州的半职业联赛冠军。他还有种非凡的魅力，即便经历了足球生涯的厄运，他仍保持优雅和勇气。巴鲁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喜欢他，而我也总被人认出是“唐丁霍的儿子”——这个称谓我从过去到现在都心感自豪。但家里的日子还是很难，我甚至曾经想过——如果不能为家里的饭桌上带来食物，名气管个什么用。
我曾经想过，为什么父亲不去学另一门技能，从事另一种职业。但是足球就是这么慷慨，又这么残酷。中了足球的魔咒，就永远没有脱身的时候。当父亲发现自己的梦想已近破灭，他就将自己的身心和梦想都放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啊，你觉得自己踢得很好了，嗯？”
我低头盯着双脚，笑着。
“踢这里。”他说着，指着家里墙上的一个点。
如果我踢出的球击中了目标，他就会咧嘴一笑，接着又沉下脸来。
“很好！换另一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