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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进了！”
我们笑着。我们大叫着。我们欢呼、雀跃。我们全家人都聚在自家的小房子里收听着比赛实况，就跟巴西全国的其他人家一样。
300英里外的里约热内卢，在热情喧嚣的家乡人民面前，强大的巴西正在世界杯决赛中对阵弱小的乌拉圭。下半场开始后2分钟，巴西前锋弗里亚卡摆脱一名防守队员，送出一记锐利的低平球，越过守门员，打进了球网。
巴西1，乌拉圭0。
这进球真漂亮——即便我们无法目睹，也是如此。我们这个小城镇上没有电视机，其实，巴西的第一个电视台就是在1950年世界杯时才建立的，但是只有在里约才能收看。所以，对我们而言，对大多数巴西人而言，就只能通过电台收听比赛了。我们家有一台大收音机，四方形的机身，圆形旋钮，还有v形的天线，就放在客厅的角落里。而现在我们正在它的旁边，疯狂地跳着、欢呼着、高叫着。
那时我9岁。但现在我仍记着那种感觉：欢快、自豪，我最爱的两个事物——足球和巴西——正与胜利结合在一起，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事了。我记得当时母亲舒适的微笑，还有父亲，我的偶像，那几年他一直因自己的足球梦破灭而忧虑不安，也突然焕发了青春，他拥抱着来家里听球赛的朋友，欢喜若狂。
这种快乐，持续了19分钟。
当时的我，跟数百万巴西人一样，尚未学到人生的教训——在人生中，跟在球赛中一样，终场哨声响起之前，没有什么事是肯定的。
啊，当时的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个道理呢？我们都是年轻人，在一个年轻的国家，热爱着一个“年轻”的体育项目。
我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1950年7月16日，每个巴西人都记得这一天，它就像亲人离世一样永远铭刻在我们心头。而在此之前，很难想象有东西能将这个国家聚拢在一起。
当时的巴西国民因各种因素而难以凝聚，巨大的国土面积即是其一。我们这个小城镇——巴鲁，位于圣保罗州的高原上，似乎与魅力非凡的海滨首都、本届世界杯决赛地点的里约有着天壤之别。里约意味着桑巴舞、热带气候和比基尼女郎——这是大多数外国人对巴西的印象。而巴鲁，在比赛那天冷得吓人，母亲只好把厨房的炉子点着了——这是件很奢侈的事，但母亲觉得这样能提升客厅里的温度，不至于让前来听球赛的客人们冻死。
如果身在巴鲁都感觉距离里约是如此偏远，那么那些在亚马孙平原、广阔的潘塔纳尔湿地或东北部干旱的岩石地区的人们什么感觉就不难想象了。巴西的国土面积比美国本土要大一些，而在当时，人们感觉巴西要大得多。当时极其富有的人才买得起汽车，而全巴西都几乎找不到可供汽车行驶的铺面道路。到家乡外面看一看——这只是一个只有少数幸运儿可能实现的梦想。我15岁才看到大海，更不用说见到身穿比基尼的女郎了。
事实上，地理因素只是造成巴西国民难以凝聚的因素之一。巴西，在某些方面来看是一个富饶的国度，黄金、石油、咖啡……资源丰富，而这个国家似乎同时具有两副面孔。里约的富翁和政客们住着巴黎风格的大厦，玩的是赛马，享受的是海滨度假。但在1950年巴西首次承办世界杯时，有一半的巴西人都吃不饱肚子，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识字。我跟弟弟妹妹就属于那些赤着脚走路的那一半巴西人。这种不公平源自我们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而到我为止，我们家脱离奴隶身份才刚刚三代人。
多年之后，在我退役之后，我见到了伟大的纳尔逊·曼德拉，在所有我获准会面的人当中——教皇、总统、国王、好莱坞影星等等，他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曼德拉对我说：“贝利，在南非，我们有太多人种，有太多语言。而在巴西，你们的资源那么富饶，还只说一种语言，葡萄牙语。为什么你的国家还是不富强？你们国家为什么不团结？”
当时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现在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但在我这一生中，在这73年时间里，我目睹到了进步。我知道我们会不断进步，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开始。
是的，人们可以咒骂1950年7月16日这一天，只要他们喜欢。我能理解，因为我也这样做过。但在我记忆中，这是巴西人的心第一次凝聚在了一起。那一天，整个国家的人都围聚在收音机旁，一起欢呼，一起痛苦……第一次，整个国家心气相投。
那一天，我们开始发现足球的真正影响力。
我关于足球的最早的记忆，其实是街头临时拼凑的踢球游戏：低矮的砖房、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进球，欢呼，在冷冷的空气里大口喘气。我们一踢就是几个小时，直到踢得脚疼，太阳下山，母亲叫我们回家。没有高档的球具，没有昂贵的球衣，只有一个球——或像球的某样东西。而这都无法掩盖这一运动的魅力。
我对足球的一切知识，最早来自我的父亲——若昂·拉莫斯·多·纳西门托。跟几乎每个巴西人一样，人们都记不住他的本名，而都叫他的绰号“唐丁霍”。
父亲出生于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小镇，小镇的葡萄牙语本意为“大矿区”，因为在殖民时期这里曾发现了大量金矿。父亲与母亲塞莱斯特相识时，他仍在服兵役；母亲那时还在上学。他们结婚时母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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