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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重要儒家经典。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作为一部区别于其他关于《论语》注疏的重要著作深受大家的喜爱。我本人在整个阅读中也是受益匪浅，于是根据《论语》的篇章及其南怀瑾大师的讲述，结合自己在社会生活工作中的经验进行了新的研读，可以说是一部关于《论语》在为人处事，尤其是商业社会管理方面的启发xìng文章。
《论语》讲的是什么？恐怕说法千千万万。但是南怀瑾先生的一句话可以说由深而浅的道出了《论语》的真谛，那就是《论语》是教我们如何做人做事。真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其中做人，就是我们要在自己的个人修养上下功夫，首先要把自己的言行做好；其中做事，实质就是要把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处理好，因为所有的事情都离不开人的因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论语》就是一部关系学的典籍。
《论语》中的字字句句无论从小的说话、做事，还是从大的修身、做领导。都给我们提出了可以借鉴的思想和事例，我们的rì常生活方方面面都可以联系到《论语》的思想和论述。
在商业气息rì益浓厚的今天，无论我们是一个公司的员工，还是中层管理者，或者是公司的领导者，我们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人和人的关系这一点来进行的，关系并不是一个贬义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活中见到种种不正常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小人的个人厉害关系问题，所以才造成目前大家对关系的误解。那么从《论语》来讲，正确处理事务中的关系问题是事情成功的前提，这个前提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人对关系问题的看法，也就是个人的修养；另一个是个人和其他人的关系的处理原则。这些问题的处理原则就是《论语》的核心内容。
从我们为政的角度来说，《论语》的见解更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一样，《论语》在对于为政者的思想和行为方面的论述占的篇幅更多，其中的“正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等思想更是我们在做社会事务的领导者岗位上的学习纲要。
如果说《论语》仅仅是论述了这些原则和纲要的话，那就是对《论语》最为浅薄的认识，《论语》不仅仅讲述了这些纲要和原则，更重要的是《论语》讲述了对这些原则和纲要正确判断的准则，就是孔子所讲的“吾道一以贯之”的论述。孔子在对子贡的谈话中明确的提出了自己学问的大问题，不是孔子自己知识渊博，社会经验丰富，而是孔子在对人和事的看法及处理方法上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判断和处理人事问题的至高准则，有了这个准则，无论任何的人事问题，都会在这个范围下有正确的见解与处理。我们在孔子对于管仲“仁”与“不仁”的论述中更为明确的看到了这个问题。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在跟随齐桓公而不是像召忽一样跟随公子纠去死的问题上是不仁的行为，但是孔子对于此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孔子认为管仲虽然投向了齐桓公，没有跟随公子纠去赴死，在大家看来就是不忠，就是不仁的行为，但是管仲在跟随齐桓公以后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事情正是“仁”的中心思想的体现，所以那个不忠的行为就不值得一提了。这个更进一步的说明了这个中心思想下的其他原则的灵活xìng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xìng在于解答了我们平常对于《论语》的一知半解而产生的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困惑。
那么什么是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这个道呢？这个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牵扯到了形而上的天地宇宙本来面目的大问题。这个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我们可以从孔子在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仁”里面去找我们的答案。“仁”的境界是什么？也是众说纷纭，南怀瑾大师通过对儒家和佛学及其他宗教领域进行了分析，这个分析很能为我们说明问题。我们知道在佛教中有菩萨发愿的问题，菩萨发愿就是为了免除天下苍生的痛苦，同样孔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仁者爱人”，爱天下所有的人，希望天下所有的人都有幸福的生活。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勉强的对“仁者”的境界做一个描述，“仁者”的境界就是“己yù立而立人，己yù达而达人。”就是这种无私的大爱，而把这种大爱的思想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取得成功，使得天下苍生都因为自己而获得安定幸福的生活就是孔子提出的圣人。圣人就是把“仁者”思想落实到生活中而成功的人。
由此我们来看，无论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我们在“仁者”的中心思想下去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就不会存在自己的困惑，也就是孔子对子贡讲的并不是自己什么都知道，而是自己有一个中心思想，依据这个中心思想去做人做事就不会有问题的。
《论语》不但有高深的中心思想，更有做人做事具体方面的原则，对于每个人的生活来讲都是不可或缺的jīng神食粮，只要我们抓住《论语》的中心思想，在依据《论语》里的原则去做人做事，基本上就不会有困惑我们自己的问题。
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很快，但是人的幸福感确实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孔子在《论语》中特别提到了“文”与“质”的问题，翻开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每一个朝代的更替都是在“文”与“质”的均衡上遇到了问题才会出现这种局面的。孔子一直在主张“文”与“质”并重的思想，我们看看历史，每个朝代开始都是经过了很多年的战乱，政权的取得也是战乱的结束。朝代的开始基本上都是文化的千疮百孔，这个时候“质”胜于“文”。大约经过上百年或者几个帝王的经营才会出现“文”的上升，达到了“文”与“质”并重的局面，这个时候是政权最为合理的时候，社会也是最为繁荣的时候，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大概都出现在这个时候。社会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渐渐就会出现“文”胜于“质”的现象。“文”胜于“质”的现象再rì益发展，就会成为政权出现问题的祸端，也就是政权衰落的开始。历朝历代，无一不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孔子最然是作为中国文化的掌门人，但是孔子清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为什么要在他那个时代大声疾呼文化的重要xìng呢？因为chūn秋时一个“弑君三十六，王国五十二”的战乱年代，文化几乎已经要灭绝的时候，所以孔子才大声疾呼中华文化的问题，最后孔子不负天命，完成了中华文化的整理与传承，但是孔子并没有因为自己对文化的喜爱而不去重视国家力量的问题，也就是孔子提到的“质”的问题。目前我们的社会其实在“文”与“质”的问题上也是有所偏差的，这就需要我们现在的人担负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重新去阅读中华古文化典籍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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